春天的感觉真的很好，微风拂面，不刺骨，也不燥热。春天的装束随意、宽松、得体而又色彩鲜艳。人们的脸上多出了光泽却不用为了炎炎烈日而紧皱眉头，草地上和林间小路中多的是欢声和私语。此时的人们好像并不在乎物价上涨或是生老病死，一切，都是那么生机盎然。
80后这个群体在这一年都已经老大不小了，多数人要么有了稳定的工作和家庭，要么是出人头地的感受了利益的刺激。当然，任何时代也都免不了存在一部分边缘的个体，他们可能是因为竞争的激烈而落后，导致了落魄；也可能是因为宠幸自己的好逸恶劳而无所事事，导致了落魄中的落魄。而在后者中，有相当一部分人好逸恶劳却有所事事，这种事事，不是不道德，而是犯罪。
当社会越来越以人为本的时候，关注弱势群体自然成为一个话题。在这个话题中，因犯罪而服刑的人群是否属于弱势群体一直是个争议的焦点。有人说，应该给予这些人理解；有人说，这些人不值得同情。但这些，都有片面之嫌。他们到底在想什么，为什么会犯罪，为什么会被歧视，而又为什么会再犯罪，这些，都不是身处大墙之外的人们所能深究明白的。而真正明白的，只有从高墙深处走出的人。但是他们必须具备描述的能力，而且，要做到不偏见，不袒护，不攻击，这才能给世人一个客观的判断依据，而这种判断，直接会影响到是该拉一把还是踹一脚
但是最难的是，在犯罪中也存在边缘
起儿从重走之路回来以后，更多心思放在了工作上。因为她被晓宁从这个城市带着出发，来到当年晓宁经历的每个城市，而且，都有不同的故事。她看到了晓宁的辛苦，也明白了谁都不再年轻，任何来自于外界的馈赠都不能成为立身的资本，也很不靠谱。于是，她从这个偶然间获得助理职位的机会开始，去发现其中的乐趣和能力的积累。
“我晚点走，想看看客户中心的方案，你忙你的吧，我自己打车回去。”起儿给晓宁打了一个电话，因为晓宁今天有饭局。晓宁告诉她不要太晚，说了些肉麻的废话，收了线。
万年历上显示的时间是5月21日，21点21分。
起儿伸了个懒腰，关了电脑，拿起电话放进包包里，关灯，随手带上门，朝电梯走去。叮咚，电梯门打开，起儿进了电梯，按下楼层键。楼层指示从20变成19、17、1613层，电梯停了，开门，上来两个男人，起儿下意识的往后撤了一步，两个男人对着电梯门站着，一言不发，但他们没按楼层键。电梯到了一层，门打开，两个男人出了电梯，却没往转门方向走，起儿顿了一下，快步走向门口，在经过写字间服务台前，还和值班的小杨打了声招呼。出了大堂，起儿看到有出租车在等客，就准备上最前面的一辆。这时，她感觉身后有人，在回头望的瞬间，一把刀顶在她的后腰，同时伴着低声的警告“动！扎死你！”
起儿这才意识到遇到打劫的了。
人，在遇到刃器或枪口的时候，没有人可以不害怕，这是真实的。之所以在社会上流传着各种各样的英雄人物，或不怕刀，或不怕枪，其实不是不怕，而是愤怒战胜了胆怯，迷信的说，刀或枪有与生俱来的冰冷感，邪恶感，震慑感。所以，当兵的人练枪，不只是练枪法，而更重要的是练习减少或消除对枪口的恐惧。有个最真实的例子就是，你可以试试用没有子弹的枪口对准自己，看看到底敢不敢扣动扳机。
起儿被刀顶着进了胡同，她什么也说不出来，没有恳求，也没有反抗，因为她还不知道这两个人想干嘛。
“倚在墙上！”其中的一个人狠狠的说，不容起儿有半个不字。
起儿照做了，这个人开始喘着粗气，寻找起儿的裤子上的扣子，起儿下意识的护住，这时她才明白，这两个人是劫色的。
一个人上前给了起儿一个耳光，嘴里骂着，用手摁住起儿的手，另一个人继续撕扯她的裤子，起儿哭了，是很无助的那种。因为她根本没有能力反抗。任由那个人把裤子退到脚面，起儿边哭边蹲到地上，双腿紧紧夹着，试图守卫最后防线。其中的一个男人又是一巴掌，起儿的头发被打散了。
上帝看不下去了，一个砖头飞来，一个人没来得及应声，便倒地不起。砖头不是上帝打来的，是一名出租车司机。
当时的场面是，起儿盈盈哭着，一个躺在地上，一个不知去向。出租车司机跑来，询问起儿要不要紧，脱下衣服盖在起儿的腿上，让她赶紧穿好裤子。而同时，打了电话报警。
警察来的时候，躺在地上的那个歹徒甲被证实已经死亡。司机和起儿被带到派出所做笔录。晓宁闻讯赶来，嘴里还带着酒气。起儿上前给了晓宁几拳，趴在他身上哭个不停，嘴里嘟囔着你怎么才来，吓死我了！
笔录做完了，警察让起儿回去好好休息，并告知要随时配合公安机关破案。晓宁冷笑了一声，什么也没说，抱起起儿出了派出所。
晓宁的举动可能在一些人看来有些夸张，但当时的情形的确如此。起儿已经吓得两腿瘫软，而且，她也嘟囔着让晓宁抱着她去车里。
晓宁带起儿去了民主广场的经典生活。他把起儿放在床上，脱了衣服，盖了被子，又去洗了把热毛巾，给起儿擦了脸，然后蹲在床前说：“-->>
起儿遇劫